2023年，依据总量大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GDP的排序分别是广东13.57万亿元、江苏12.82万亿元、山东9.21万亿元、浙江8.26万亿元，堪称中国经济“第一方阵”。其中，尤其是广东和江苏一直是浙江学习和追赶的标杆。

但我们不妨换一种视角。如果依据中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改革开放45年为坐标的GDP位次变化，1978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分别居第五、第二、第四、第十二，而2023年，四省则分别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据此推算，45年间，浙江的GDP位次提升了8位，高于其他三省。再如果放在全国维度，我们可以看到同一时期浙江GDP位次提升幅度居全国第二位，而提升幅度最大的，恰恰是和浙江山水相邻却很容易被忽视的福建：从1978年的第二十三追赶至第八，提升了15位。

地理空间环境的优劣，是影响区域经济成长的关键变量之一，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是“地理决定论”。以浙江及其南北两个毗邻省份比较分析：江苏省域平原占比87%，高居全国第一；浙江素称“七山一水二分田”，山地占比74.6%；福建的山地丘陵占比竟然高达90%，仅次于贵州，居全国第二，历来被称作两个“兵家必不争之地”之一。客观地理条件不足，福建的发展只能依靠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拼、去搏、去闯，“爱拼才会赢”成为福建人最大的底气。

传统意义上，浙江一直有浙东和浙西的划分，包含了颇为多元的历史行政区划、经济地理和思想流派的概念。一般而言，以从西南至东北走向的钱塘江为界，左为浙西，右为浙东。但如果以当代改革开放区域经济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做比较分析，我认为浙江更适合明确地划分为浙江北部与浙江南部两个板块。北浙江大致涵盖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6市，南浙江为温州、台州、金华、衢州、丽水5市。从这一视角，浙江呈现出耐人寻味的“两个浙江”的镜像——“北浙江像江苏，南浙江像福建”。

千年以降，多平原、丘陵的北浙江尤其是杭嘉湖地区盛产茶桑，工商繁华，人文底蕴深厚，“天堂”美誉名不虚传，远非多为深沟险壑、大山连绵的南浙江可比。然而，改革开放伊始，从贫困出发绝地反击的南浙江挟“温州模式”“义乌发展经验”，神速崛起成为浙江乃至中国市场经济的“东方启动点”。其背后的本质，同样是在改革开放的潮涌中，突破地理环境约束的“人的解放”。“四千精神”是浙江人改革拼搏的共同的精神力量，但在南部浙江无疑呈现得更为经典。从“四千精神”到“爱拼才会赢”，我们可以清晰触摸到南浙江与福建山水相连间人文肌理的一脉相承。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步最快的两个省份，彼此映照间不难发现，两省改革发展的共同特征和最大动力，源于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基石之上以人的迁徙流动催生的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组合。据统计，走遍中国最多的中国人是浙江人，有600多万浙商在省外创业，200多万浙商在境外创业；走遍世界最多的中国人则是福建人，其海外华人华侨总数为1580万人，虽少于广东的3000万人，但由于广东常住人口高达1.27亿，福建只有4180多万，依人均计算福建居首。

依循“流动性”指向，再以浙江为例，除了足迹遍及天南海北的人口大迁徙之外，浙江还拥有全球最大的海运港口宁波舟山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全球最大的快递产业集群——2023年，全球快递票件总量2000亿件，中国达1320亿件，其中浙商桐庐系“三通一达”即超过800亿件。

发展动力之外，值得关注的是区域经济成长路径选择。以县域经济为考察样本，福建的“第一县（市）”是泉州晋江市，2023年GDP3364亿元，连续多年领跑全省。横向比较浙江，同年慈溪市GDP2640亿元，居全省各县（市）首位；如果比较半径放大至县（市、区），浙江第一是杭州余杭区，GDP2936亿元。也就是说，虽然浙江经济总量远大于福建，但福建县（市、区）“经济状元”力压浙江。

改革开放早期，千百年“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的贫困农业县晋江飞速崛起，“晋江模式”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并称中国改革开放“四大模式”。40多年后，晋江基业长青：目前全市拥有上市公司51家，位居全国县域第二；孕育了恒安、安踏、七匹狼、九牧王等一大批全国乃至世界级的品牌和卓越企业；催生了1个超3000亿鞋服产业，1个超千亿纺织产业，2个超500亿食品、建材产业，以及2个超300亿的医疗健康、智能装备产业集群。

“晋江奇迹”具有如下鲜明的发展轨迹及特征：制造业；传统产业；实体经济，并且散发出耀眼的现代经济光芒。2024年巴黎奥运会，安踏体育为中国体育代表团量身打造了由环保再生纤维制造而成的中国首套龙鳞祥纹“碳中和”奥运领奖服。近年，安踏更是将始祖鸟、萨洛蒙、威尔胜、阿托米克等世界顶级运动品牌收入囊中。

2002年6月，此前曾七下晋江调研的时任福建省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次正式提出“晋江经验”，系统总结“晋江经验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启示”。回望前瞻，“晋江经验”历久弥新，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比如：“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比如：如何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

当下，浙江正处于新旧转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培育成长的同时，仍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思考、探索：传统产业究竟是不是落后产能？怎么看待曾经是“浙江经济之腰”的量大面广的民营中小企业？怎样把握传统产业升级与高科技产业转型的辩证关系？如何推动转型升级的在地化和小步快跑式创新的连续性？

以晋江为镜，以福建为镜，浙江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