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60年，年近九旬的黄克骥仍清晰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升腾起蘑菇云的样子：一声巨响过后，黑红色交织的火球翻转着，从远处的戈壁滩慢慢上升，腾起一个很高很大的蘑菇云。

他是推着圆滚滚的“邱小姐”上场的4个人之一。“邱小姐”是这颗球形原子弹的化名。60年前，它是在中国首都和西北核基地之间高级别的保密通讯中使用的称呼。

钳工出身的黄克骥在青海金银滩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工作了30多年，参与组装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参与了第一次导弹与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多次核试验。

时至今日，那个蘑菇云还会在他的梦中出现，醒来后他的眼角总有泪水。“那是高兴的泪。”他对记者说，在高寒缺氧的金银滩的那段记忆里“没有苦，只有甜”。

为了让更多人铭记那段历史，这些年，黄克骥受邀在很多场合谈起221基地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往事。

他喜欢把原子弹称作“争气弹”，认为应该把“中国制造”的标签也贴上去，因为它是中国人自力更生、争一口气，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的标志。

第一颗原子弹总装诞生的细节，他历历在目，每讲至此，他总会伸出手在空中握成拳。正是这双灵巧的工匠之手，把他的人生与国家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

为了那一刻

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并不为外人所知。在那声巨响之前，即便是在221基地里，很多人也并不知晓，自己干的是这样一件大事。

黄克骥是为数不多的在那个历史时刻留下照片的人。照片拍摄于1964年10月15日，那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前一天。夕阳下，4名穿着灰色工服的工人正沿着轨道推平板车，把装在铁罐里的原子弹送到爆炸塔下。其中，个子最高的那个背影，就是黄克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在新疆罗布泊一座102米的铁塔上引爆的。在距离高塔100多米的一座半地下临时工房里，黄克骥和大家一起完成了原子弹的最后总装。负责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制造与爆炸试验的总指挥张爱萍将军，一直站在工房外等着。

这个露出地面1米多高的车间像一个大碉堡，与青海金银滩221厂里一个地下工号如同孪生兄弟，黄克骥他们也在那里训练过，两个建筑的大小、颜色，以及里面的工具都是一样的。墙上写着同样的标语：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稳定的情绪，紧张而有序地工作。

半地下临时车间比正常的装配车间狭小许多，大量零部件摆放在地上，一不留神就容易把人绊倒，大家“忙而不乱”，“整个车间内鸦雀无声，静得仿佛掉一根针都能够听到。”黄克骥对记者回忆。

事实上，为了那一刻，他们已经用假弹反复演练了无数次。

221厂在首次爆炸试验前3个月，成立了奔赴罗布泊的第九作业队，选出技术最过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黄克骥是其中之一。当时首颗原子弹上的主要零部件已经生产出来，陆续进入总装车间。

在第九作业队的名单里看到自己的名字后，爱打篮球的黄克骥收起了篮球，生怕不小心受伤影响操作。他们开始日夜不停地总装练兵。

装配团队反复研究琢磨出一套“土办法”。依据实际应用需求，技术人员设计并生产加工出装配需要的操作台和地装专用工具。空中的天车是简易手动的，上面挂个吊葫芦，向各个方向移动时，都需要人工拉着一条铁链子才能完成操作。

“大伙都憋着一股劲。”黄克骥说，“原子弹试验成功了，中国人腰杆就能挺起来了，是吧？”

装配第一颗原子弹那天，29岁的黄克骥与老师傅陆振声担任主操作手。他们要做的是，用专用工具吸住炸药半球，将其放置在操作台上的金属部件上，然后把核材料部件放入炸药半球里。整个过程务必要防止两个部件发生碰撞。

一旁的老师傅曹庆祥手拉着天车的铁链子，眼睛紧紧盯着指挥人的手势，小心翼翼地操控着炸药件和核材料件起落，使其准确地落在操作者的手上。黄克骥的汗珠落在炸药球和核材料部件上，两人手拿棉丝，小心翼翼地拭去。

第一颗原子弹就这样在黄克骥他们的手中“出生”了，“像是捧着新生的婴儿，恨不得亲上一口。”黄克骥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用手拼出原子弹

黄克骥是较早知道这项绝密任务的。1960年，这位23岁的6级钳工从沈阳调入北京二机部九所时，中国已经下决心自己研制原子弹。

“596”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那是1959年6月苏联致函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援助的时间。时任外交部长陈毅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很快，这个年轻人参与了秘密总装一颗为“596”空投的航道试验的配重弹。

1963年，在一个旧车间第一次见到被称为“产品”的原子弹雏型时，黄克骥愣住了。那是全国人还吃不饱饭的年代，马路上连汽车都很难看见，“没想到我们国家现在就能造原子弹了！”

但他必须保守这个秘密，连家人也不能透露，“我自己偷着乐，骄傲得不得了，几天都缓不过来劲儿。”直到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两年后，他的爱人赵守岩才知道，那个惊动世界的历史时刻里，有丈夫的身影。

后来有人问黄克骥，当时中国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没有外援，你们是怎么装出原子弹的？黄克骥回答：就是用双手。

1964年春，大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从全国各地奔赴金银滩大草原，黄克骥作为装配工人调入221厂总装车间。“我知道，要装真的原子弹了。”他想好了，“把自己献给国家。”

“那个时候，我们不叫原子弹，就叫争气弹。”黄克骥向记者回忆，当时原子弹的设计数据是由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通过手动计算器或者算盘计算出来的；原子弹上的零部件是用中国制造的机器生产加工而成的；原子弹的炸药是由工人和技术人员用木棒在大锅里搅拌制成的；而原子弹的总装车间里“一无先进设备、二无先进电子测量仪器、三无电动天车”，就是依靠整个装配团队的年轻人，用一双双手拼装完成的。

睡在核弹旁、冒险拔雷管

在总装车间的日子里，黄克骥见过很多大人物。他被大家亲切地喊做“大黄”，核武器研究院首任院长李觉将军给他敬过酒、张爱萍将军要用飞机给他空运冰棍；王淦昌、朱光亚、陈能宽这些大科学家，经常到车间陪着他们干活儿。退休后，他还被请去李觉在北京的家里做客。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两年后，1966年9月，黄克骥随第九作业队再次乘上专列，带着金银滩的花香驶入马兰基地的茫茫戈壁，参加我国第一次导弹与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

当时，核弹装配组和设计部总装车间装配组的人员同宿在基地六号工作区的车间办公室。这意味着，他们要与核弹睡在一个车间里。

黄克骥是装配钳工，对炸药、核材料，特别是对灵敏度很高的雷管的性能和安全知识等知之甚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就怕万一不小心碰响了引起爆炸”。晚上躺在被窝里，他脑子里全是这些念头。

李觉将军和队领导就住在距车间百米远的解放军营房。“将军与我们同吃同住，对大家是极大的鼓舞。”黄克骥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察觉到大家的担忧，李觉亲自到现场陪着大家一起工作，并指派负责技术安全的同志给大家上课，让负责插雷管的师傅现场做安全试验，很快平复了大家的担心。

1966年10月24日，基地指挥部下达正式总装我国首颗核导弹命令。下午试插雷管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工人师傅将雷管试插进去后，其中一个雷管怎么也拔不出来了。

操作线外，人们急得头上都冒出了冷汗。李觉就坐在几米远的地方注视着大家，一声不响。有人建议让将军先离开车间。但他没动。

工程师们商量决定，让钳工大黄去试一试。黄克骥心里也发慌，他望了一眼坐在身后的李觉，“看见他期望的目光，我知道是在鼓励我。”在众人的注视下，黄克骥走到操作台前，稳一稳神，伸出手轻轻地左拧一下、右拧一下，但雷管一丝不动。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巧劲儿，轻轻一下，雷管拔出来了！长舒了一口气的黄克骥才发现，自己满头大汗，连内衣都湿了。

3天后，第一颗导弹飞行试验成功。

次月，黄克骥又参与了我国氢弹热核理论试验会战。12月28日上午，我国氢弹热核理论试验成功。傍晚时分，在试验总指挥部庆祝酒宴的大厅里，黄克骥作为一名装配工人代表，和聂荣臻元帅、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将军、李觉将军等首长及钱学森、朱光亚等科学家一起共同举杯，庆祝我国氢弹热核理论试验成功。

酒宴临近结束，李觉把他叫到餐桌旁，敬了他一杯酒。在黄克骥心中，这是给他这个装配工人最高的奖赏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