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现场 主办方供图

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网络主播……这些奔跑在街头巷尾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支撑城市运转、服务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全国这一群体已超过8400万人。然而，该群体的社保参保率长期偏低。

6月16日下午，宁波市江北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监督听证会。快递、外卖、网约车等行业的从业代表，与政府职能部门、法律专家围桌对话，揭开了这一群体“高流动性、低保障率”的现实窘境，也折射出基层治理在应对新经济形态时的探索与破局。

“有骑手想自己缴纳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但总觉得流程繁琐、缴费压力大。”来自太平洋寿险宁波分公司的代表张莉莉，在日常生活中长期关注新就业群体保障问题，她道出了行业普遍困境。

按照现行政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若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需承担基数的20%。在宁波，最低每月需缴纳约997元。这对于收入不稳定从业者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而且从业者年龄普遍为青壮年，他们的参保意愿也并不迫切。

更深层的症结在于身份的模糊。按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强制缴纳社保的前提是，确立“完全劳动关系”。而在新就业形态中，大量从业者与平台签订的是合作协议或劳务协议，而非劳动合同。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往往通过改变薪资发放名目来规避社保责任。

“劳务”与“劳动”，一字之差，权益悬殊。“新业态用工涵盖经纪合作、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居间服务等多种法律关系。”江北区人大代表、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胡栋解释，针对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难问题，司法实践已形成较为明确的判断标准，核心在于“具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权”，即无论管理方式如何变化，只要劳动者受平台的控制、指挥和监管，即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近期，宁波中院联合宁波市委社工部发布的一批涉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典型案例，也印证了这一导向。

例如，某文化公司虽与外卖员签订《自由职业者承揽协议》，约定双方建立合作关系，但法院查明公司通过站长在工作群发布排班、考核、罚款、工资等内容，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最终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除了社保参保率低，职业伤害保障的缺失同样存在。“绝大多数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小哥未参加社保，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遭遇重疾或工伤，极有可能返贫，甚至引发社会问题。”“红色方向盘”甬爱e家工会驿站负责人周迪锋直言。

为解决上述问题，胡栋建议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大执法力度与警示教育，比如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引导平台建立合规用工体系，督促企业履行义务；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提升劳动者自身的参保和维权意识，进一步增强参保意愿。

为了让每一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安心”奔跑，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相关保障政策密集出台、持续迭代。在座谈会上，记者了解到，政府各部门也正在形成合力，织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网。

在兜底保障上，宁波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除了允许企业为新业态人员参保“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外，还推出了独创的商业保险“灵活宝”，每天仅需0.3元或0.5元，即可获得意外医疗保障。另外，面向外卖、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在江北区赔付100多起。

在执法监管上，部门间协同正在加强。比如，困扰直播行业的职业打假人，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对轻微违法、首次违法将推行“首违不罚”。针对充电站乱张贴的小广告，公安与综合执法部门等将开展专项整治，净化从业环境。

围绕公共服务方面的权益维护措施也已开始实施。工会每年会把流动体检车开进企业、商圈和工会驿站等地，主动上门为新业态劳动者提供免费体检。据江北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工会已将免费体检年龄上限放宽至男65岁、女55岁。

在司法保障上，江北区设立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属维权窗口，建立“仲裁+就业”联动模式。司法局推动法律援助下沉网格，通过“援调裁”衔接机制，对无明确劳动关系的纠纷进行调解，降低维权成本。

在座谈会上，从业者还提出了许多痛点，比如外卖车进小区难、网约车司机如厕难、主播高强度超时工作、充电站峰谷电价设置不适配网约车司机作息特点等。

“这些意见建议，为后续优化政府工作、补齐治理短板提供了重要参考。”江北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会后将汇总前期调研与听证记录形成专项报告，提交主任会议研究，再以问题清单、建议清单形式交办区政府及相关部门。

记者：周文丹